跨界殊英·艺立三极 ——吕国英文艺思想与艺术创作综论
在当代文艺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版图上,吕国英先生是一位无法被简单归类的思想者、创造者与引路人。他以文艺理论家的深邃洞见、文化学者的开阔格局、诗人的哲思灵性、狂草书法家的笔墨豪情,贯通了传统与现代、美学与哲学、思辨与创作之间的多重壁垒,构筑起一座独树一帜的精神殿堂。
作为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吕国英先生既深植于文化传播的现实土壤,又始终仰望艺术本质的星空。他以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丰沛多元的创作实践,成为当代中国艺术思想领域的重要坐标。笔者从文艺理论、书学理论、哲慧诗章、千字文创作、狂草书法五个维度,来系统呈现吕国英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艺术成就。
一、理论建构:“气墨灵象”的美学革命
吕国英先生的学术探索,始终以“破界”为使命,以“立极”为担当。他创立的 “气墨灵象”美学理论,堪称其艺术哲学的基石与高峰。这一理论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书画艺术中“笔墨”与“意象”的既定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与前瞻性的美学命题。
“气墨灵象”理论的核心架构,层层递进,蔚为壮阔:
“灵象”是“象”的远方——艺术形象从具象到抽象、从物境到灵境,从表象之“象”抵达精神之“灵”,这是审美境界的终极跃迁。
“气墨”是“墨”的未来——以“气”驭墨、以虚写实、以神写形,使艺术创作超越技法藩篱,直抵生命的呼吸与灵魂的律动。
“气墨”与“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二者如同灵魂与肉身、神韵与形态,不可分离、不可割裂。
“艺法灵象”——这是艺术的终极规律:伟大的艺术,终须效法“灵象”,呈现超验之美。
吕国英先生将“美”本身重新定义为 “气墨灵象”的超验存在。这一理论不仅为书画艺术开辟了形而上的思辨空间,更以哲学高度重构了艺术价值的评判标准。正如学者所言,“气墨灵象”是一种全新的、极致的“象”思维——从物象、形象、易象、兴象、情象、意象、心象,直至“灵象”,这是中国美学精神的必然远方。
此外,吕国英先生在专著《大艺立三极》中倡导 “极简、极美、极灵”艺术三极论,为当代艺术创作确立了新的价值坐标。这一框架上承“道法自然”“书道同天”的中国智慧,下启现代艺术的抽象性与表现性精神,是传统文脉的现代转译,更是东方美学的世界对话。
二、书学创见:“书象·灵草”的思想开掘
在书学与现代书法理论领域,吕国英先生展现出深厚的历史意识与前瞻性的理论勇气。他提出的 “书象”审美命题与 “灵草”概念,为中国书学开辟了新的言说空间与精神向度。
其《“书象”简论》系统建构了独特的书学体系。他明确指出:书者,笔墨汉字也;汉字源象,书写当立“象”。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对当下书法乱象的深切忧思——在“法书”与“书法”概念混沌、文人撤离书写、书写者远离人文的现实困境中,“书象”具有正本清源、廓清迷雾的理论力量。
“书象”之“象”,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致远的命名:既立规范法度,又瞻未来审美;既审视形而下,又远眺形而上。吕国英先生进一步指出,书法之美在于 “通象”——以笔墨的时空流动,将汉字从符号升华为承载宇宙精神的生命图式。“通象”包含六重意涵:通文墨(基本前提)、融文化(时代精神)、逸形式(必然要求)、和节律(生命交响)、入超验(走向纯粹)、致灵象(呈现至美)。这六重意涵,层层递进、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深刻的书法美学体系。
在狂草美学方面,吕国英先生提出“灵草”命题,主张狂草艺术的终极追求应是“灵草”——一种超越字形规范、直抒生命律动、呈现书写“灵象”的精神状态。这是对张旭、怀素等狂草经典的当代回应,更是为草书艺术开辟了新的审美远方。
三、诗性哲慧:“哲慧诗派”的灵性觉醒
作为 “哲慧诗派” 的开创者与建构者,吕国英先生以两千余首哲慧诗章构筑了一座思想的实验场。他大声疾呼“诗贵哲慧润灵悟”,拒绝浮华的修辞堆砌,摒弃空洞的情感宣泄,追求以最凝练的语言承载最深邃的哲学思辨与最通透的生命顿悟。
吕国英先生的诗作,既似禅宗偈语般直指本心,又如现代寓言般隐喻现实;既有存在主义的终极追问,又有东方智慧的从容圆融。他在理性与感性、具象与超验之间,搭建起一个独一无二的诗意空间。
我们试读其一首复字哲诗《行》:
先让自己相当行/必然有人说你行/说你行者非常行/没人闲言你不行/以行凝聚更多行/你说谁行谁就行/指点江山纵诸行/笑傲乾坤逾我行
这首以“行”为核心意象的哲学短诗,以复沓与递进的节奏,建构了一个关于能力、认可与影响力的完整哲学体系——从自我修为,到他人认可,到权威背书,到团队凝聚,最终抵达“笑傲乾坤”的精神自由。诗中隐现“观察者效应”的哲学投射,将儒家修身传统、存在主义思辨与现代哲学前沿熔于一炉,为当代哲理诗创作开辟了全新维度。
另一首六行哲诗,同样举重若轻:
信步山穷水尽/闲看柳暗花明/戏说恩仇情怨/笑谈成败输赢/味品咸甜麻辣/妙醉明真慧灵
空间之绝境、人事之恩怨、成败之得失、味觉之刺激,在诗人的笔下,尽数化作从容、闲适、戏说、笑谈,最终升华为“明真慧灵”的灵魂沉醉。这种以审美的态度直面生存的全部重量,正是“哲慧诗派”的精神底色。
这种诗学实践,与其“气墨灵象”理论形成深刻而美妙的互文:正如狂草以线条解构文字,他的诗歌亦以意象解构概念,让哲学思考获得艺术的呼吸,让艺术创作拥有哲学的脊梁。
四、文化深耕:千字文与赋中的民族精神符号
吕国英先生的文化研究,始终致力于从中华文明的血脉中提炼具有永恒价值的精神符号。从《国学千载“牛”纵横》到《中国牛文化千字文》,从《中国酒文化千字文》到《中国酒文化赋》,他剥离“牛”与“酒”作为具象文化符号的表面意义,转而深入挖掘其精神原型与文化基因。
牛文化从远古相袭而来,浸润着原始文化、图腾文化、农耕文化、民间文化、艺术文化,更与儒道释精神血脉相连。吕国英先生以千字文的凝练形式,将牛之勤勉化为奋斗哲学,牛之负重升华为民族脊梁,牛之静默凝练为东方智慧,牛之奉献、忠诚、淳朴成为真善美的化身。
酒文化则从祭祀、礼仪、诗酒风流到人生况味,贯穿中国文脉的精神历程。吕国英先生以“千字文”凝练概括、以“赋”铺陈扬厉,一简一繁、一刚一柔,将酒文化的豪迈与深沉、狂欢与孤独、激荡与宁静,尽收笔底。
这种文化符号的提纯、重构与精神升华,既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激活,也暗合其“灵象”理论中从物象到心象、从心象到灵象的转化逻辑。当文化传承面临失语危机时,他以牛文化与酒文化的抽象化、精神化、哲学化,示范了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路径——这条路,通向的是民族精神的当代重生。
五、哲思宏论:《人类赋》《智赋》的终极叩问
《人类赋》与《智赋》是吕国英先生思想版图中尤为耀眼的两座高峰。如果说“气墨灵象”回答的是“艺术何为”的问题,那么这两部宏论之作则直指“人何以立”“智何以明”的终极追问。
《人类赋》以铺陈扬厉的赋体,书写人类从蒙昧到文明、从分裂到对话、从生存到存在的壮阔史诗。它不是简单的历史叙述,而是对人类命运的哲学沉思——在技术狂欢与精神焦虑并置的当代,人类究竟走向何方?《人类赋》给出了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回应:回归灵性、回归本真、回归人与宇宙的深层和谐。
《智赋》则探讨智慧的本质、层级与境界。吕国英先生将智慧从“知识积累”与“逻辑推理”的狭隘定义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明真、慧灵”的精神向度。真正的智慧,不是算计与博弈,而是通透、是从容、是“醉”于本源之真与灵性之美。这部作品与其“哲慧诗派”中“诗贵哲慧润灵悟”的主张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一个从诗性智慧到哲学智慧的完整光谱。
这两部作品,将吕国英先生的思辨从中华文明拓展至人类整体境遇,从艺术美学跃升至存在哲学,展现了一位当代中国思想家应有的格局、情怀与担当。
六、笔墨实践:狂草书法的“灵象”呈现
吕国英先生的狂草书法,是其理论体系的直观呈现、身体实践与生命呼吸。他的草书令人浮想联翩:如草原奔马,如大海浪花,如长风云烟,如秋雨苍茫。笔意洒脱、不拘一格,流放姿纵、苍茫雄浑。每一笔游走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每一墨律动都是“天风浪浪、海山苍苍”——非真性情、大胸襟者,不能为也。
在创作理念上,吕国英先生主张狂草应超越字形规范,直抒生命律动与灵魂节律。他精研张旭、怀素等历代狂草大家圣迹,心摹手追,研创一体,渐已形成精微藉传统、笔墨离旧象、苍润灵动、妙然浑成的草书审美境界。其书法创作强调 “如气化书、应和天我” ,将“气墨灵象”理论中的“气墨”理念付诸笔端、贯注毫端,使笔墨成为精神流淌的轨迹、生命律动的痕迹、灵魂呼吸的轨迹。
尤为可贵的是,吕国英先生常将自己的哲慧诗章以书法形式记载下来。在品诗赏字、享受双重美感的同时,他让文字的意义与笔墨的气韵彼此滋养、相互照亮。这种诗书合璧、思艺交融的创作方式,既延续了中国文人“诗书一体”的悠久传统,又以现代美学意识赋予其崭新的生命活力。
七、跨界融通:理论·创作·传播的三重奏
纵观吕国英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艺术实践,多重身份的交织恰恰是其思想活力的源泉与动力。作为媒体人,他深耕文化传播主阵地,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为平台推动强军文化与军旅文艺的深度思考;作为智库专家,他将艺术哲学与文艺创作研究置于文化战略与时代精神的宏大视野之下;作为诗人与书法家,他又以创作反哺理论、以实践验证思辨,形成了珍贵的 “知行互证、思艺双修” 的学术闭环。
这种跨界,不是简单的身份叠加,而是以“大艺术观”主动打破学科壁垒的自觉选择。正如有评论家精准指出的:其诗之哲思、高妙,为论家、书者中所难及;其论之原创、致远,在诗者、书家中所未见;其书之老辣、灵动,于诗人、论者中所少有。诗、书、论三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吕国英先生独特的文化人格与思想气象。
八、高远眺瞻:指向未来的求索姿态
吕国英先生的学术体系与艺术实践,本质上是一场针对艺术本体论、文化传承论与存在哲学的革命。当现代艺术深陷观念狂欢与技术依赖的困境时,他回归中国美学最深层的本源,以“气”“墨”“灵”“象”等古老范畴为支点,撬动了当代艺术的理论僵局;当文化传承面临失语与断裂的危机时,他以牛文化、酒文化的抽象化、精神化,示范了传统符号的现代转译路径;当人类在技术理性与物质主义的浪潮中日益迷失时,他以《人类赋》《智赋》发出了终极追问与灵性呼唤。
更重要的是,吕国英先生始终将艺术与人的精神自由、生命觉醒紧密关联。无论是“气墨灵象”对超验之美的追寻,还是“哲慧诗派”对灵性智慧的呼唤,抑或是狂草书法对身体与灵魂的同步解放,都在反复提示着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艺术的终极价值,在于使人突破经验世界的重重局限,触摸生命本真的自由状态。
在当代艺术亟需思想深度、文化自信亟需精神高度、人类文明亟需灵性觉醒的今天,吕国英先生以其恢弘的理论架构、澎湃的创作实践与前瞻性的文化视野,树立了一个学者型艺术家的典范、一个思想型创造者的标杆。他的探索或许仍在“远方”,但正是这种永不停歇、永不满足、永向自由的求索姿态,让艺术始终保有指向未来的生命力,让思想始终保有照亮人心的光芒。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解放军报社原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专著多部、原创学术论文多篇,撰写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牛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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